对此，范姜泰基指出，钓鱼台列屿早在明朝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顺风相送》一书就已提到钓鱼台，显示该列屿系中国人最早发现、命名及使用。在明代出使日本的郑舜功，在嘉靖35年（1556年）所著的《日本一鉴》中，即称“钓鱼屿，小东（台湾）小屿也。”换言之，台湾在被清朝纳入版图的康熙23年（1684年）之前138年，就已是台湾附属岛屿。台湾当时设“府”（台厦道台湾府），嘉庆17年（1812年）在府下设噶玛兰厅（今宜兰县），钓鱼台列屿就归其管辖。

他进一步说，不论在康熙61年（1722年）黄淑璥的《台海使槎录》、咸丰2年（1852年）陈淑均的《噶玛兰厅志》、同治10年（1871年）陈寿祺的《重纂福建通志》、或同治11年（1872年）台湾知府周懋琦的《全台图说》，都有提到“山后大洋有屿名钓鱼台，可泊巨舟十余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