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在克难攻坚中不断前行

主持人：我们应采取哪些积极有效的措施，确保中国经济在未来较长时间内科学、稳定发展？

房宁：中国能否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在资本转移的规律面前，走出一条新路，找到取代“升级退出”机制的新模式呢？（“升级退出”机制即当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工业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原有比较优势逐步消失的情况下，一方面经过努力产业得到升级，另一方面原有的加工制造业便要退出，向其他“资本洼地”转移。）实际上，近年来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已经部分地给出了答案。中国广袤的地域、超大规模的经济体量、经济自身存在的差异性，给中国带来了一种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机会，这就是中国有可能走出一条“升级而不退出”的独特道路，即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产业升级，而广大内地即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承接东南沿海地区逐步退出的加工制造业，在全中国范围内形成高、中、低端产业并行并举的大格局，并以此保证中国经济超长期的持续性的高速增长。

贾康：我们应抓住中国新一轮的发展机遇，做到三个正视：

正视社会矛盾，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克服既得利益阻碍，在“顶层规划”下实质性地推进全面配套改革，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和维护社会的稳定，提升执政党的公信力和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正视资源、环境和国际竞争的制约，坚定不移地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节能降耗，逐步淘汰落后产能，实现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中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使增长质量、经济效益和百姓实惠、民生改善相得益彰。

正视社会建设与公民素质提升的历史任务，优化社会管理、培育现代化所需的社区治理良性机制，发挥非政府组织、公益慈善团体、志愿者群体的作用。增进社会自治水平、内生稳定机制和和谐程度。

迟福林：当务之急是破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和失衡的收入分配结构，成为拉动消费需求的突出矛盾。面对经济增长与转型的现实需求，面对利益失衡的突出矛盾，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出台不宜再往后拖。收入分配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收入分配领域的问题，涉及多方面深层次和结构性的体制矛盾，并不是一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所能够解决的。因此，与收入分配总体改革方案相配套，需要尽快出台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方案。

以消费拉动投资，促进投资结构转型。从短期看，消费增长是一个慢变量，投资对稳增长是至关重要的。从中长期看，投资要有效地转化为消费，实现扩大消费与增加投资的动态平衡，才能形成内在的增长动力。由此，使其不至于在保短期增长的同时，给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制造障碍，积累更多的结构性矛盾，首先要尽快改变投资结构。有三点很重要：一是改变以重化工业和基础设施为重点的投资结构；二是加大公益性项目的投资。比如，未来10年，估计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大概需要20万亿元的投资规模；三是加大消费供给能力的投资。例如，未来5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要由2.75%上升至5%是有条件的，预计需要4万亿元的投资。其次要优化投资来源，鼓励支持社会资本进入公益性领域和垄断行业。“新36条”的出台表明，当前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既有“政策玻璃门”的阻碍，更有“利益玻璃门”的阻力。垄断行业的利益不打破，即使有了好的政策，社会资本也难以真正进入。

加快推进城镇化的转型发展。城镇化意味着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意味着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提高，意味着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这将形成我国巨大的消费需求与市场空间。未来5

10年，以城镇化为主要载体扩大内需、拉动消费、促进增长的作用凸显。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到2020年，如果我国的城镇化率能达到60%，这将形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依托。当前，推进城镇化转型发展的焦点是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有助于释放2.3亿农民工的消费需求，还能够拉动相关的投资。目前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1.5亿人，如果其中的20%变成市民，其消费水平达到城市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以2009年消费水平计算，新增的城市消费规模能促进经济增长率提高近1个百分点。另外，有研究表明，每转移一个农民工，大概需要10万元的投资。如果每年能有效地转移1000万农民工，由此带来的年投资规模不低于1万亿元。为此，尽快在体制机制上作出安排，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是释放消费需求、走向公平可持续增长提出的现实而迫切的需求。

周孝正：一是国际上“不折腾”。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上，坚持“和平、发展、合作”三大主题。坚持中美关系“十六字”方针、“中美关系是面向21世纪的、富有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全面合作伙伴”、“反恐伙伴”等既定方针。到2020年建成环太平洋自由贸易区，争取签订一个“亚太地区的申根条约”，做到各国居民免签证自由来往。在国际社会中，牢固树立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二是国内“不折腾”。当前要进一步加强对房地产市场和股市的管理和引导。过多使用行政干预、股市维稳等短期行为，长期必然导致市场信号失灵，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背道而驰。现在的改革已到了深水区，各项改革要坚持市场取向，敢于清除体制性的障碍，建设有助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房宁：中国有可能创造人类工业化、现代化历史进程上的新奇迹，中国有可能超越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升级与退出”的产业资本运动规律，而创造出属于中国的新模式、新道路。但是，不能忘记要做到这一切是有前提的，这就是中国统一的政治制度、团结有效的中央政权和由此带来的稳定与连贯的经济社会政策。这些是保障中国统一大市场的前提，是保证中国经济持续性的前提。只要具备这一重要的政治前提和条件，统一的中国就会发挥出它自身所蕴含的巨大潜力，从而克服内外各种不利因素带来的挑战，在克服困难和解决问题当中不断前行。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团结奋进的中央领导集体，将带领亿万人民继续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事业。对此，人们充满期待，更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