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到浙江金华检查工作，听取张一之关于台湾抗日义勇队成立经过和存在问题的汇报。周恩来以高超的政治智慧作了：一是充分发挥运用国民党内部关系使该组织获得批准；二是不暴露我党支持建立该组织的关系。两点极为重要的策略性的指示，不久又在义勇队内成立了以张一之为书记的中共支部。从此，台湾抗日义勇队在党的指导下，活跃在闽、浙、赣、皖、苏，一时间，台湾抗日义勇队名声大震。

为扩大影响，张一之创作了《台湾抗日义勇队队歌》和《台湾少年团团歌》，贺绿灯还分别为之谱曲。

台湾抗日义勇队的事迹引起了社会密切关注，纷纷为其题词鼓励，李济深作了“台湾先锋，民族战士，唤起国魂，驱除啄。迪延平之光，雪马关之耻，恢复河山从兹始”；邵力子作了“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看彻底团结全民族”；郭沫若作了“发扬民族精神，争取自由平等”；当时许多国民党主战派人士还在《台湾先锋》月刊上题词。例如黄绍宏、孙科、陈立夫三人都题“还我河山”四字；于右任题“祖国精神”；赵南题的是“台湾版图是中国的土地，台湾人民是中国的同胞，收复我失地，抢救我同胞，是革命同志的责任。”当时社会上层和许多进步人士如郭沫若、李济深、邵力子等人都给予极大支持和关注。当时的国民党中央社、浙江金华出版的《东南日报》分别发表消息，刊登李友邦、张毕来等义勇队领导人撰写的文章，介绍台湾义勇队的情况。

台湾义勇队成立后的半年时间里，在闽北武夷山区安营扎寨，广泛召集散居在福建各地的台胞加入这支抗日组织。为了解决经费困难，他们利用军训之余，排练宣传抗日救亡的文艺节目在崇安县城演出，同时开展义演募捐活动，取得各阶层人民的广泛支持；他们还在武夷山区充分利用这里的优越自然条件，挖草药、劈樟树，因陋就简办起制药厂、樟脑制造厂，生产药品、樟脑油；自办台湾医院，为抗日军民免费治疗；同时利用武夷山作为根据地，在此聚集抗日物质，源源不断输送到浙江金华一带抗日前线；许多散居在闽南一带的台胞闻讯后，长途跋涉来到武夷山下加入这支抗日队伍，使台湾义勇队人数猛增到1500多人。

1939年6月，为了抗日战争的需要，他们从崇安县出发，奔赴浙江沿海一带，首先在浙江金华等地设立诊疗所，办台湾医院，抢救伤病员；在前沿阵地，台湾义勇队战士配合抗日队伍用日语喊话进行反战活动；他们还先后奔赴宁波、绍兴、台州、温州等地进行战地救护、慰问活动，以鼓舞士气，提高抗日队伍的战斗力。台湾义勇队每到一地，就开展“义卖”募捐活动，把自己生产的药品支援各地抗日战地医院。他们还免费给抗战官兵的家属及贫苦民众治疗，沿途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跃在闽、浙、赣边境，为祖国的抗日战争作出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