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

抗日战争爆发后，方毅同志于1937年8月经中共中央营救出狱，奉命赴湖北工作，先后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民运部长，鄂东特委书记。

在黄安县七里坪，以新四军四支队后方留守处为掩护，举办了多期干部培训班，培训抗日骨干，着手建立与恢复党组织，筹建抗日武装，深入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方针。

1938年6月，日寇即将进犯鄂东，他赴黄冈地区领导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深入调查研究，确定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组织农民收缴大批国民党溃兵的武器，成立了千余人的鄂东游击大队，活跃在黄冈、麻城一带，打响了黄冈敌后抗日第一枪。

1939年2月，方毅同志任鄂豫皖区党委委员，从鄂东进入安徽，参加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4月，任中共苏皖省委委员；5月，任津浦路东临时前敌委员会书记，率新四军四支队挺进纵队和战地服务团进入津浦铁路以东地区，参加开辟皖东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7月，任新四军五支队政治部主任。

1940年3月以后，方毅同志历任皖东津浦路东省委书记，津浦路东联防办事处副主任、主任，淮南苏皖边区党委委员，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主任。这期间，方毅同志参与领导淮南军民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和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进攻，参与指挥了半塔集保卫战，领导了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财政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建设和地方干部的培训，为淮南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2]

解放战争

1945年10月以后，方毅同志历任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委员，华东财政经济办事处副主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解放战争时期，方毅同志主要负责华东地区财政经济工作，在后勤人力、财力、物资供应上，做了大量组织领导工作。

华东地区共动员民工107万人、随军民工22．5万人、担架1．5万多副、小推车8万辆、供应粮食1．1亿斤，从而保证了我军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为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的全面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很大贡献。

对外工作

1961年，国务院决定加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的归口管理，方毅同志从越南奉调回国，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兼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局长、党组书记。

1964年至1976年，先后担任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党组书记。方毅同志在领导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善于总结经验。他从援外政策和援助方式的制定到援外项目的组织实施，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不少重要建议。在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下，方毅同志参与了我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的制定，并在实际工作中始终不渝地认真贯彻执行。方毅同志曾多次率代表团访问亚非欧许多国家，探索因地制宜、切实有效的援助方式，并深入细致地组织实施各项重大的援外项目。

他在长期主持对外援助工作中，为我国对外经济合作事业的开创和发展，为支援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帮助新独立国家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对加强我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推动我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文化大革命”期间，方毅同志坚持原则，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以实际行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受到了诬陷和残酷迫害，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这期间，为了完成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确定的援外任务，维护国家信誉，履行我国政府对外签订的协议，方毅同志虽身处逆境，仍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支持下，忍辱负重，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十分繁重的对外援助任务，使中国在国际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