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周恩来同志是一位伟人。他在中国人民心中和国际社会有着崇高的威望。他为我国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建立的历史功勋是伟大的、不朽的，树立的伟人风范是崇高的、不可磨灭的。在我们党成立95周年之际，我主要是回顾周恩来同志在中国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对党和国家档案事业的开创、发展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一、关于建立中央文库

周恩来同志在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斗争中，一直关心着党的档案工作，关于建立、指导中央文库就是其中一例。

1926年7月，党的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组织问题议决案》，确定“增设中央秘书处，以总揽中央各种技术工作”。中央秘书处成立后，内设的文书科承担文件阅览、保管和收发等职责。1927年10月正式成立文件保管处。1930年4月，中央《对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全体工作同志的信》中说，由于环境恶劣，各机关不宜保存文件，凡是“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保管处保存”。到1930年10月，文件保管处已集中了一大批文件。后来文件保管处撤销，随即成立了中央文库，由周恩来同志直接联系。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周恩来同志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中央秘书处工作，同时兼任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并继续指导中央文库的工作。中央文库对外以“家庭化”方式出现，成员有各自的职业和身份，但不参加群众集会和游行，不参加保护文库以外的政治斗争等活动，减少与外界接触，以免暴露。周恩来同志不仅极为关注中央文库的绝对安全，而且对文件管理也提出了具体指导意见。他请瞿秋白同志起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文件处置办法》，其中规定，各种文件应保存两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按照周恩来同志的要求，中央文库严格执行了这个办法。

中央文库收集和保管的是从1922年起到1933年中央从上海迁至江西瑞金为止的中央和各地党组织的文件、中国工农红军档案、中华苏维埃政府文件等，共2万余件。这其中有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到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所有文件，1927年到1932年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包括邓小平同志作的八七会议记录。还有一些重要报告及相关文献，如1927年8月《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1928年11月毛泽东同志的《井冈山的斗争》，1929年9月陈毅同志的《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31年4月邓小平同志的《七军工作报告》，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等等。

中央文库从1930年建立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在近20年的时间里，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经受住了极为严峻的考验。1940年，为给毛泽东同志主持编辑《六大以来》提供档案文献，周恩来同志通过秘密渠道从中央文库调出一些档案文献到延安。当时，曾设想把全部文件调运到延安，终因条件不允许而没有动。共产党员张唯一、陈为人、徐强、吴成方、缪谷稔、陈来生等人和相关人员先后管理中央文库，他们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不怕牺牲，前仆后继，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以对党的绝对忠诚，用生命、智慧和胆略保证了这些珍贵档案安全，没有损失一件档案，可以说创造了奇迹。比如，陈为人同志1932年至1937年期间负责管理中央文库，由于斗争形势严酷，他与党组织一度中断联系，一家5口人靠典卖度日，有时一天只能吃三顿稀粥。他在患上严重肺病、无钱医治的情况下，仍想方设法保全党的机密文件和历史档案，多次转移搬家，与贫困和病魔作斗争，最终病逝在工作岗位上。又如，陈来生同志1942年至1949年期间负责管理中央文库，在经费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他动员整个家庭来做保管中央文库工作，他的父亲、两个弟弟和妹妹一家人靠摆杂货摊、面店、大饼店为生，以跑单帮做掩护，4次转移中央文库，克服了重重困难，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圆满完成了党组织交予的保管中央文库的任务。

上海解放以后，1949年9月17日，华东局办公厅请示中央办公厅如何处理这批档案文献。中央办公厅复电说，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珍贵，请指定几个可靠的同志负责清理登记、装箱，并派专人护送，全部送中央秘书处。对保管文件有功的人员，请你处先予奖励。这个复电是经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同志审阅，周恩来同志批发的。电报稿有一句话原文是“对保存文件有功的同志，请你处先予奖励。”毛泽东同志事先了解到一些情况，在审阅稿子的时候，将“有功的同志”改为“有功的人员”，意思是对保护中央文库有功的同志、家属和有关人员都应该表彰和奖励。这批珍贵档案文献，现在完好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从1926年中央决定档案文件集中管理到今年已经整整90年了，中央文库建立到现在也已经过去86年。中央文库的档案文献是我们党诞生、成长、奋斗光辉历程的真实见证，是我们党革命精神薪火相传的历史印记，是全党的宝贵财富。档案记录历史，传承文明。我们一定要把这些珍贵档案文献保管好、利用好，以此铭记党的历史，铭记周恩来同志对中央文库的关怀和指导，铭记中央文库管理人员的历史功绩。

二、关于建立中央档案馆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党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是当时面临的紧迫任务。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周恩来同志为此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地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恩来同志仍十分关心新中国档案事业发展，惦记着中央档案馆建设问题。根据周恩来同志提议，1954年11月8日，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成立了国家档案局，管理国家档案事务。同年，成立了中央档案馆筹备处。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和论证，提出了中央档案馆建设总体方案，选址在北京西郊温泉苗圃以南、白家疃以西地带。方案认为，这里西南靠山，比较隐蔽，有利于安全；没有矿区，空气清洁，有利于档案保护；距离公路不远，交通方便。方案提出，中央档案馆设计建筑面积为44000平方米。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建设一项几万平方米、十几万平方米的工程是很平常的事，但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建一个4万多平方米的档案馆是很不容易的。1955年8月26日，习仲勋同志主持国务院秘书长办公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同意，并报周恩来同志批准了这个方案。经过3年多的建设，1959年10月，中央档案馆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周恩来同志亲自为中央档案馆题写了馆名。郭沫若同志为中央档案馆题诗：“前事不忘后事师，自来坟典萃先知。犹龙柱下窥藏史，呼凤舆前听诵诗。国步何由探轨迹，民情从以识端倪。上林春讯人间满，剪出红梅花万枝。”这首诗表达了郭沫若同志对新中国档案工作的赞赏和期望。

几十年来，中央档案馆馆藏不断丰富，保管条件不断优化，管理手段日益现代化，在党和国家各项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现有馆藏360个全宗，档案149万余卷又30余万件，各种资料240余万册，还保管着毛泽东同志藏书96000多册。这些珍贵档案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光辉历史，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奋斗历程。当看到我们党第一个党纲的时候；当看到八一南昌起义的相关文献的时候；当看到毛泽东同志到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的档案文献的时候；当看到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的相关文献的时候；当看到党的七大档案文献，看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伟大胜利的大量文电的时候；当看到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档案文献的时候；当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国家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的档案文献的时候，我们心潮澎湃，充满无限感慨。不容易啊！到今年，我们党已走过了95年的光辉历程。毛泽东同志对我们党的事业发展的总趋势曾作出这样的论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现在回过头来看，毛泽东同志的论断，是多么经典，多么正确啊！

档案馆不仅要保管好档案，而且要利用好档案，使其发挥重要作用。多年来，中央档案馆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和中心任务，积极提供档案服务。先后为编辑《毛泽东选集》（1—4卷）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文选，撰写他们的传记；为中央国家机关和各地方、各方面编研的各种专题提供了大量档案文献。中央档案馆还编辑出版了大量档案汇编及相关资料，如《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66）68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至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9卷、《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12卷、《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185卷、《毛泽东评点资治通鉴》10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31卷等，为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大量详实材料。

1996年9月，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在北京召开。2000多名代表到中央档案馆参观。他们对这样规模的档案馆，这样丰富的馆藏和一些有自己传统特点的保护档案的手段，感到钦佩。

中央档案馆1956年开工建设，到今年已经整整60年了。周恩来同志对中央档案馆的重视和支持，对档案工作的关怀和指导，一直激励着我们。今天，我们纪念和缅怀党和国家档案事业的奠基人周恩来同志，就是要牢记他的谆谆教诲，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档案工作者的光荣传统，倍加珍惜，努力工作，把中央档案的保管和利用工作做得更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贡献更大的力量。

三、关于新中国档案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

新中国成立后，档案事业如何建立和发展，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周恩来同志从实际出发，开创性地确立了新中国档案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为档案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发展档案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是周恩来同志确立的档案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周恩来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活动中形成的档案，是制定、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真实记录，是进行政治斗争、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科学技术研究的必要条件，是总结历史经验、研究历史的依据。周恩来同志还强调档案工作要为未来服务，他指出：为今天也为未来服务。马恩列斯不能把我们的时代的话都说完了，说完了我们还有什么可说？后代还有什么可做呢？否则，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的话就站不住了。

党政档案统一管理，由党管理，是周恩来同志确定的档案工作重要方针。周恩来同志指出，档案工作应放在党委秘书长领导之下，每一档案必须以党的政策方针为纲才好整理，故必须从每一档案的出处立根，宜归党管。至于组织形式，也是政府的一个机构，那是可以的。新中国成立之后，档案管理工作一直在贯彻这一方针。1993年，经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国家档案局和中央档案馆进行机构改革，本着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调整为一个机构，挂两块牌子，行使两种职能。这就是既负责全国档案事业宏观管理，又负责中央档案保管和利用，改变了过去两者脱离的问题。经过20多年的运行，实践证明这种体制是合适的。现在，全国各地都基本采取了这种体制。

周恩来同志十分重视档案专业人才培养。他希望档案工作人员要热爱档案工作，要努力学政治、学历史、学业务，争取当专家、学者、博士。1957年7月的一天中午，周恩来同志到大食堂吃饭，他买了一个西红柿豆腐、一盘凉菜和两个馒头，同工作人员坐在一起用餐。在交谈中，他得知同桌的几位同志要到中央档案馆工作，说：“到档案馆工作不仅要整理和保管好文件，更重要的要熟悉业务，多做些索引、目录，使利用时查找方便，别找一个文件花半天功夫啊！”他接着说：“你们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编写历史资料，如《资治通鉴》还有明清两朝没有续上，这是你们的责任。”1959年6月，周恩来同志在接见全国档案工作先进经验交流会会议代表时，同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同志说：“档案工作人员要学习司马迁，当司马迁”，要求档案工作者像司马迁那样，利用档案，研究历史，编修历史，为国家的历史研究作贡献。当国家档案局把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传达给会议代表时，与会同志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鼓舞。曾三同志还写信给郭沫若、吴玉章同志请教。郭沫若同志回信说，“我倾向于认为司马迁曾经是一位档案工作者”。吴玉章同志也认为，“我同意司马迁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天文学家，而且是一位档案工作者”。档案系统一直把周恩来同志的这一指示作为档案馆工作的努力方向，汇编了大量档案史料，为历史科学研究发挥了积极作用。1960年，周恩来同志曾希望把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发展为档案学院，作为培养档案专门人才的基地。因为当时经济困难，没有实现。1985年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正式成立，周恩来同志的愿望实现了。到目前为止，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已培养出2900多名档案专门人才。

周恩来同志还特别重视档案法规、制度建设。经周恩来同志批准，1956年4月16日颁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档案工作的任务就是要在统一管理国家档案的原则下建立国家档案制度，科学地管理这些档案，以便于国家机关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利用”。《决定》强调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统一管理，规定“档案工作的基本原则是集中统一地管理国家档案，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便于国家各项工作的利用”。4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决定》全文，23日又发表了《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社论。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意见，中央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统一管理党政档案工作的通知》，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机关文书立卷工作和档案室工作暂行通则》、《技术档案室工作暂行通则》等文件。这些文件对档案事业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规范指导作用。

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新中国档案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档案事业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新时期。目前，全国有各级档案行政管理机构3094个，机关、企事业单位档案机构12.4万个，各级各类档案馆4196个，馆藏档案文献7.66亿卷（件、册），专兼职档案工作人员46万人，档案馆数量居世界第一。

今天，我国正阔步行进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征程上。记录历史步伐，传承时代精神，是档案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光荣使命。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锐意进取、改革创新，不断开创档案工作新局面，为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作出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