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名过程，当时陈水扁未选择检察系统认为最孚人望的黄世铭，而提名谢文定。由于蓝军在“立法院”进行杯葛，谢文定没有过关。陈水扁第二次仍未选择黄世铭，而提名陈聪明；本来蓝军还要杯葛，却发生内部“报恩倒戈行动”，于是陈聪明意外地过关。在这种政治争议气氛中上任的陈聪明，可谓已是先天不良。

不仅如此，陈聪明自己的人际交往过于复杂，更是火上浇油，提供了“立委”和舆论大量攻击的素材；其中尤以他和陈水扁弊案重要证人黄芳彦的交往最具争议。尽管迄今“监院”仍未查出什么具体证据可证明陈聪明对黄芳彦有何不法的掩护举措；但负责组成特侦组、指挥侦办扁案的陈聪明，言行不够检点的表现，已经严重伤害了“检察总长”的公信力，却是有目共睹。如今部分“监委”以行为不诚信的理由，提案弹劾陈聪明，可谓其来有自。何况，扁案侦查工作已告一段落，“监察院”此时出手，在法理上已无干涉司法的争议。

从检讨以上过程可知，新制出现立意与实际的重大落差，制度及人的因素都有影响。“监院”欲弹劾陈聪明，他说：“请给我一个法律上的理由。”“监察院”大概查不出陈聪明在黄芳彦家做了什么，所以陈聪明也就吃定了“监察院”在法律上查不出什么。这么聪明的“检察总长”，“监察院”弹劾得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