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凸显需切实解决

主持人：战略机遇期也是矛盾凸显期，这期间，有哪些矛盾需引起我们重视？

贾康：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导致潜在增长率降低、经济增长下行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人力资本制约。人口红利将面临向下的收敛趋势，我国社会也将进入所谓“未富先老”的状态，原来这方面支撑发展的力量将变成人口老龄化的向下拖拽的力量。与此同时，低成本劳动力的相对优势将逐步消失。

二是资源环境制约。资源和环境这两块短板，是伴随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整个过程的硬约束。特别是大宗原材料与能源定价力量的缺失，导致中国在资源博弈的国际市场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局面。大宗物品、基础产品价格上升，给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很大压力。同时环境问题迅速上升，一些地方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已近极限。

三是经济问题“政治化”。从生产力物质层面上升到人际关系、生产关系层面的一些制约因素凸显。例如，分配关系、财产关系以及所带来的人际关系、社会问题的矛盾压力。这种制约往往把我们处理经济问题的可能边界与弹性空间大大压缩了，面临的风险和压力增大。行政、政治体系中某些因素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适应程度明显上升。诸如此类的各种因素的交互影响、综合作用，将会给我国经济社会运行带来很大压力和制约，比如“潜在增长率”下降、“幸福感挑战”升级、社会矛盾继续凸显等。

周孝正：关于社会矛盾问题，当前有两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一是民企税负过重。全国工商联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为93072.37亿元，同比增长33.25%，与此同时，纳税总额也高达4094.34亿元，同比增长49.49%，税收增速远超过营业收入增速。民企税负过重已是业界和学界的共识。税费过高、生产经营成本剧增、融资难问题仍未有效缓解。当前，国内中小企业提供了近80%的城镇就业岗位，纳税额占国家税收总额的一半左右，但自身面临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形势十分严峻，导致“企业没有创业动力，人人都想着投机”。

二是诚信缺失、道德失范现象在一些领域还比较突出。市场经济的实质是法治经济和诚信经济，否则，流通环节过多，交易成本过大，对经济发展必然带来影响。小到一个个体，大到一个国家，都应重视诚信、道德问题。最近美国QE3的举措，日子不好过了就狂印美钞，其本质是国家主权信用（政务诚信）的丧失。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所言：“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货币现象。”如果广大老百姓连钱都不能相信了，还能信什么？美国国家失信的做法很愚蠢，我们应引以为戒。

房宁：世界性的经济波动对中国的影响显而易见。现在可以预见，中国经济至少在未来三五年将持续面临不好的外部环境，中国经济将面临更大的来自外部市场的压力。这种压力还会带来更多的贸易、技术和知识产权方面的摩擦，甚至是政治上的纠纷。这对于长期得益于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世界市场份额逐步增大的中国经济来说，无疑是一个限制和打击。

实际上许多国家，其中也包括欧洲以及日本等发达经济体，都曾遭遇过经济全球化以及产业资本转移带来的“利好”和“利空”。经济全球化、产业资本转移好像一片彩云，它飘到哪里，哪里万物生长、一片繁荣。但当这片“彩云”飘过，带走了资本和市场，哪里便是一派萧条，甚至变成一片“焦土”。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长期经济不景气就和这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产业资本转移以及带来的相关效应有关。在产业资本移出、国内竞争力下降、国内市场萎缩的情况下，传统的反危机措施和调整手段作用都是有限的，长期看更是不可持续的和无效的。因此，过去的日本和现在的欧洲面临的问题是严重的、长期的，其基本原因就在于，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这些经济体已经逐渐丧失了竞争力，产业资本的移出成为长期趋势，产业空心化难以扭转。

对于中国来说，如何避免西方经济体的这种命运就成为决定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关键。从短期看，中国经济目前遇到的问题主要是外部环境改变带来的。从长期看，中国经济如果不能在外部环境长期变化条件下找到一种新模式，别人的危机迟早会成为自己的危机，短期的问题就会变成长期的麻烦。

孙学工：一是社会矛盾突出，已经到了必须着手处理的程度。首先是收入财富分配不均。城乡、行业和地区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除收入分配不均外，分配不公更是呈加剧发展的趋势，尽管缺乏具体统计数据，但人们普遍认为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步伐大大加快了。其次是社会事业发展不足，公共服务水平较低。总体来看，相对于经济发展，中国在教育、医疗、社保等社会领域的发展还比较滞后，人民能够享有的公共服务数量有限、质量不高，且有限的公共服务又分布不均，城乡间和地区间社会成员享有的公共服务差距很大，这直接导致社会成员享有发展成果的不均等和未来发展机会的不平等。收入差距大和公共服务不足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会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使经济发展丧失必要的前提和基础，经济增长有可能因此而停滞，拉美等国的殷鉴不远。

二是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激化。由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一些现存的体制机制问题，和很多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使用强度较高。2008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国的2.5倍、日本的7.6倍、欧盟的4.5倍、巴西的2.6倍，甚至也高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2009年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为8.5%左右，而中国消耗的钢材占全球的46%，煤炭占45%，水泥占48%，油气占10%。近10年，我国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石油、铁矿石、铝土矿、铜、钾盐等大宗矿产对外依存度均超过了50%，如果现行资源利用方式没有重大转变，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进一步上升，今后我国主要矿产资源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资源短缺从部分矿种向全面短缺演变，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将明显上升。

环境问题也日益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发达国家200多年工业化进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现阶段集中凸显。环境问题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同样构成严重挑战。此外，中国未来还将面临气候变暖这一全球环境问题，中国高碳的能源结构使中国的发展处境极为不利，如果中国经济不能在低碳化方面取得积极进展，经济的增长空间将进一步被压缩。

三是经济总量位次与人均水平偏低带来的全球经济大国责任与权利的矛盾。一方面，虽然我国人均收入刚刚达到中上等水平，但从经济规模上看，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部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对中国在二氧化碳减排、全球再平衡、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安全和发展援助等方面都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但这些要求与中国国内发展需要是存在矛盾的。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国际体系的后来者，在国际体系中还未获得与经济实力相当的权利，这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在国际经济机构中的投票权重较低、在国际经济决策中的话语权不够、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属于边缘从属地位等方面。如何在争取自身权利的同时，把冲突控制到最小以维护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是中国在未来10年中必须把握好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