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没有真相之前，我们不敢妄加揣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滥发卡的背后，受益最大的，还是既得利益者，也就是各个单位，其中包括政府部门。一旦政府部门牵涉到利益链中去，而要查出滥发卡的部门，也属于政府部门。这时，我们便看到，政府部门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寄希望于他们来解决滥发卡的情况，显然很悬。至于这背后的利益魅影，我们不敢完全肯定，但一个常识是，没有得到好处的单位凭什么要发这家超市的购物卡呢？

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很显然是不可能达到公平的彼岸的。而要解决这样的一个顽疾，短时间内也很难，毕竟，每个利益链上都有不少蚂蚱，要完全隔断，肯定会阻力不小。当阻力早已成为妨碍改革的理由时，我们知道，要完全遏制滥发卡的行为，暂时是多么困难。

但这并不意外着我们可以这样漠视，我们同样可以做不少的事情，而完善最高限价机制，就是最好的选择。完善的最高限价机制背后，每一个人都是“裁判员”，这么多火眼金睛，再加上发达的便利的通讯设施，其中能够藏下的猫腻，的确很少。而一个前提是，最高限价是民意的决策。只有先确保好公众的最基本的利益，我们才好谈连根拔起的问题。